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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大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并发言
近年来,司法部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全面部署和推动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的各项工作。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事项逐步纳入补充事项范围,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者韩洁、徐博)国有资本收益,俗称“国企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际,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再度上调5个百分点,其中,烟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升至25%,以石油石化电力为代表的资源型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达到20%。 国企红利,取之于民还需用之于民。将国企红利纳入国家财政大盘子,正是国企改革在预算和分配等终端领域的发力之举,体现了国企的存在价值,让全民共享国企改革成果。 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红利,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缴纳比例通常以煤炭、天然气、供电等垄断行业最高。 在我国,自2007年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历经多次调整逐步提高,从最初的10%、5%、免收三个档次,逐步优化调整为目前最高25%的5个档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近几年国家逐步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传递出打破国有资本“体内循环”的改革信号,随着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规模的不断扩大,理应拿出更多利润回报社会。 记者从中国烟草总公司了解到,2014年起该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比例提高至25%,这意味着该公司须在今年年底前缴清2013年度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初步测算在410亿元左右。 对于到2020年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达到30%的目标,李锦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央企为例,目前平均上缴红利比例为15%,如果要达到平均上缴比例30%的水平,则从现在起到2020年前,每年至少以2个百分点幅度上调缴纳比例。“这意味着届时烟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可能会在35%至40%之间。” 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更受关注的是上缴的“红利蛋糕”如何分配,用在何处? 近年来,社会高度关注国有企业发展,尤其是很多央企从事高垄断性行业,百姓希望从其高利润中拿出更高比例补充到公共财政中回馈全民。 “国有资本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其产生的收益也应全民共享。”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近年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用于民生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比例仍需大幅提高。 从红利流向看,除了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184亿元外,困难企业职工补助支出、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等支出,也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 “过去国有资本收益使用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上缴比例偏低,二是使用范围偏窄,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改革重组和重大技术创新。”白景明说,未来的方向应继续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的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 “将更多国企红利纳入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多了帮手,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意味着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白景明说。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换挡升级的调整期,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国有企业效益也难现以往高增长的风光景象。不断提高的红利上缴比例会对国企利润带来哪些影响,国企能否承受? “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有企业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一方面要看到上缴红利比例的提升,势必会加大国有企业运营压力,但逐步提升的改革步伐,又给企业留出了一定的缓冲器来消化压力,同时还会倒逼企业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一步提高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专家建议,还应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大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更多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支出,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让百姓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sbotop娱乐场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郭爱民)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与前一日相比(下同),3月27日,肉类、蔬菜、食用油、水产品价格以降为主;鸡蛋价格上涨;水果价格以涨为主;成品粮价格稳中有涨;奶类价格基本稳定。 监测的21种蔬菜中,11种价格下降,6种价格上涨,4种价格持平;猪五花肉、猪后臀尖肉价格分别下降0.3%、0.1%;牛腱肉、牛腩肉、带骨鲜羊肉价格下降,降幅均未超过0.4%,去骨鲜羊肉价格持平;普通鲜鸡蛋价格上涨0.2%,白条鸡价格持平;花生调和油、大豆调和油、纯花生油、纯菜籽油、纯葵花籽油价格下降,降幅均未超过0.1%,纯大豆油价格持平;芦柑、鸭梨、富士苹果、橙子、雪花梨价格分别上涨0.3%、0.2%、0.2%、0.2%、0.2%,香蕉价格下降0.3%。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邀请来华访问的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委员长罗卿媛一行。
冯远表示,这次展览将汇集目前中国书画界最有代表性的一批书画家的作品,这是书画艺术家们对中国残疾人事业奉献的一份爱心。
sbotop娱乐场新华社温州3月22日电(记者张和平、阳建)针对多地出现的民间债务问题,全国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区颁布实施了我国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规,这部《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核心之一,就是大额民间借贷要强制备案登记。 据温州市金融部门报告,备案制实施一年来,全市共完成民间借贷登记备案7035笔,金额近100亿元。专家认为,备案金额虽与温州巨额的民间资本存量相比,数额小但意义大。据央行研究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已有15个省份在借鉴、复制温州经验。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受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调控影响,温州爆发了一场民间债务危机,当时涉及债务总额达上千亿元。温州金融业及区域经济也从此元气大伤。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设立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确定的金改任务共12项,其中“推进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被确定为温州金改的首要任务。“对症下药”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随即颁布实施。 这部法规首次对民间借贷作出登记规定: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或累计借款总额1000万元以上、或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借款人要到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备案,即申报登记,记录在案。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认为,有了登记备案,借贷行为由此被“逼”进政府监管的“笼子”,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同时,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规定在裁定民间借贷官司时,法院将优先采纳有登记备案的借贷证据等。 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副教授缪心毫说,诚信既要用道德来维护,更要有法律法规来约束。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高兴兵介绍,2014全市法院民间借贷收案15009件,涉及标的165.53亿元,同比分别下降9.81%和7.28%。其中,备案登记借贷的纠纷立案则更少。 一个保护借贷人的“良方”,温州人起初并不“领情”。温州市企业家协会一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当初的心态。他说,“备案制”对规范民间借贷有好处,也是方向,但也有许多规定很难接受也很担心。比如,按照条例,要登记借贷的金额,是否隐私泄露,会不会对借出人的人生和财产安全产生威胁,借入人担心“缺钱”被人知晓会没“脸面”;再有,双方借贷信息、财产“底数”被公开后会不会受到政府的监控,日后会不会对自己不利;还有出借人担心利息收入涉及所得税等。 “当初许多人对条例都是有顾虑的,但备案登记制实施头两三个月登记量还是不错的。”温州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对记者说。 温州市一家生产阀门的企业主李某因几笔大单急需大笔资金,与出借人葛某谈成1000万元借贷,双方进行了登记备案。李某说:“如果不备案我不敢借,怕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出借方葛某也表示,与过去私下“一对一”的借贷相比,有了备案这道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就降低了借贷风险。 记者了解到,温州人对备案登记制是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的,政府在这个过程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做了大量的宣传引导工作。徐智潜介绍,去年登记备案额大约占全市民间借贷规模的七分之一多,预计今年备案量有望接近150亿元,占全部民间借贷的20%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总结温州试点经验时说,备案额的不断增加,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钱袋子了,并要求推广温州民间借贷备案管理的试点经验。据悉,根据“温州试验”,央行也正在探索研究制定《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温州试验”的“外溢效应”开始显现。从各地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运作情况看各有特点,但与温州“强制备案”不同的是,大多采用的是以政府正向鼓励、配套措施支持备案为主。服务中心更主要的是充当资金撮合“红娘”,借贷双方撮合成功,服务中心就会将这笔贷款信息登记备案。 为更加符合当地市场需求,贵阳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规范提升。贵阳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根据掌握的贵阳民间资金流向、流量和民间融资利息信息,为需要借款的个人或企业通过登记平台搜索出可以配对的出借人所在区域、金额、利息、期限及要求担保方式,配对成功,中心只收取少量手续费。这一做法,使贵阳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从3.6分左右下降到2.2分左右。 广州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每天都发布当天民间小额贷款指数,出借双方根据指数定价,成交后即自动备案登记。据介绍,目前通过融资服务中心,广州民间借贷利率平均已从2至3分降到1至2分,平均加权环比下降0.23%。长沙服务中心则引进了实力雄厚的担保公司、仲裁委、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服务中心还建立了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 根据央行研究局的统计,目前广东、山东、湖南、四川、贵州等15个省份,共设立77家负责备案登记的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开展试点工作,借鉴温州的运作模式和经验。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指出,我国当前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基于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新兴产业,需要一定的知识技能,“40后”“50后”等困难就业人员就业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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