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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医何时不再难?养老保险会收不抵支吗?央企负责人限薪会不会导致人才流失?在10月24日召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回应了这些社保及薪酬领域的热点话题。 针对社会上反映突出的异地就医难问题,李忠透露,人社部正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卫计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原则,研究分层次推进医疗保险的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工作,文件正在起草制定中,目前进展顺利,有望在今年四季度出台。 李忠介绍说,我国已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群众对于医疗服务结算便捷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推进异地就医,主要采取三步走策略:一是提高统筹层次;二是推进省内的异地就医;三是推进跨省的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工作。 提高统筹层次方面,目前全国城镇医疗保险已基本实现了市级统筹,而在此之前,全国很多地区的医疗保险统筹是县一级统筹,老百姓到市里看病就成了异地就医。通过实现市级统筹,60%以上的异地就医问题得到解决。在巩固市级统筹的同时,全国还有6个省区市实现了省级统筹,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和西藏。 完善省内异地报销方面,全国已有27个省建立了省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或把各地社保的数据用到省一级来处理,以此解决在省内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其中15个省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做好了,异地就医问题又能解决大约30%。综合市级统筹,90%左右的异地就医结算问题可以解决。 现阶段,矛盾最突出的是跨省异地就医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异地就医费用结算的政策出台,也有望得到改善。该政策将主要从进一步完善市级统筹、规范省内异地就医结算、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为重点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结算管理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要求,为参保群众提供更便捷的医保服务。 最近公布的2013年全国社保基金决算报告显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增速,引发一些人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足的担心。对此,李忠表示,养老保险当期支付没问题。 据介绍,201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0790亿元,比上年增加2490亿元,增长了14%;支出16699亿元,比上年增加2751亿元,增长了20%。今年前三季度,基金运行基本沿袭了这一态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是16310亿元,增幅12.6%,支出是14635亿元,增幅19.6%。李忠说,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但是总收入仍然大于总支出,能够确保当期养老金的发放和支付。 李忠分析说,造成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国家加大民生投入,养老保险受益人群的范围更广了,保障的水平更高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10年调整,现已超过月均2000元。其中,2014年的调整待遇工作使7411万企业退休人员受益。这些因素会带来养老金支出增长。但是按目前基金收支状况,不会出现有些专家担心的情况。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核实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加强基本养老保险费征缴、清理企业欠费、巩固省级统筹、严格控制违规提前退休、加大财政投入等多种手段,不断增强基金的收支平衡能力,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后,引发普遍关注,有传言称央企负责人薪酬会降低70%左右。对此,李忠明确,具体的薪酬水平与考核评价结果挂钩,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李忠介绍说,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具体细则正在征求相关方面意见的过程中,将按程序报批后尽快下发。此次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确定机制,对于不合理、偏高及过高的收入进行调整。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下降,有的企业负责人下降幅度可能还比较大。但是,具体企业具体负责人的薪酬水平,是薪酬确定机制产生的结果,与考核评价结果紧密挂钩。薪酬水平的最终确定,还会因为企业的功能定位、所处行业、经营规模,企业具体负责人的经营难度、经营责任、经营风险以及经营业绩等方面形成差异。因此,最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间的薪酬水平仍然是有差距的。 有人担心“限薪”会造成高级管理人才流失。李忠表示,改革方案按照企业负责人分类管理的要求,综合考虑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特殊性,重点就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作出了规定。与此同时,改革方案也为中央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留下了空间,明确规定对于中央企业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他认为,只要坚持分类管理的原则,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及其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就不会造成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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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大靠前指挥,擂响长江经济带建设战鼓
“党建对于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具有舞龙头、带全局的作用。”晋江市市长刘文儒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党员模范先锋作用日益凸显。在优兰发公司,党员职工专门组建了“党员科研攻关小组”“研发中心”,全公司90%的创新都出自这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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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21日电(记者 周琳、叶健、吴振东、朱翃)“领导干部思想麻痹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安全责任落实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21日,上海市发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还原此次事件发生的经过表明,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令人痛心的是,“海恩法则”又一次残酷魔现,36个鲜活的生命消亡于松散的安全链条上。 自2012年元旦跨年启动以来,外滩灯光秀一直是上海跨年的一个招牌活动,外滩风景区也是国内外游客来上海的“首选之地”。2014年11月,鉴于在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不可控因素,黄浦区政府向上海市政府请示,新年倒计时活动暂停在外滩风景区举行;12月9日决定在外滩源举行,活动现场观众控制在3000人左右。 调查报告指出,直至12月30日,黄浦区旅游局才对外正式发布了新年倒计时活动调整信息,对“外滩”与“外滩源”的区别没有特别提醒和广泛宣传,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 “地址变更的宣传报道、与公众的沟通很不够,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外滩和外滩源的区别也不甚了解,导致现场人流量并没有因活动的取消而减少。”调查组邀请的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原参事、原国家安监局副局长闪淳昌说,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上都存在问题。 调查报告认为,“作为历年新年倒计时活动以及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的承办方,黄浦区旅游局对活动场所变更风险未充分评估,变更信息向社会公众告知不充分,负有管理责任”。 正是由于外滩灯光秀的取消,当晚相关活动安保的级别也因此下降至区级管理:没有采取封站和封路等较高级别流量控制手段,没有安排与2014年跨年夜相当的警力,没有启动大规模的志愿者服务。 黄浦公安分局仅会同黄浦区市政委等有关部门,对外滩风景区及南京路沿线布置了350名民警、108名城市管理和辅助人员、100名武警,安保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外滩历来都是进行灯光秀和跨年的主要场所之一,即使没有组织的活动,那里的风险也应该进行评估。”闪淳昌说,然而上海黄浦公安机关未对外滩风景区安全风险进行专门评估。而且与往年相比,警力配备悬殊,这正是思想麻痹的体现。 数据显示,截至事发当日20时至21时,外滩风景区的人员流量约12万人,21时至22时约16万人,22时至23时约24万人,23时至事件发生时约31万人,一直处于进多出少、持续上升的趋势。 然而,对于人流量的上升,上海公安黄浦分局却未及时研判、预警、未发布提示信息。当日21时39分,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指挥员致电外滩分指挥部,得知当时外滩风景区和南京路步行街人员流量为“六七成”(民警凭经验对人员密集程度的判断),但电台和电话记录未显示上报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直至22时45分,黄浦公安分局上报,说外滩风景区观景平台人员流量为“五六成”。 调查报告认为,上海公安黄浦分局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对各时段人员流量快速递增的变动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报请黄浦区政府发布预警;对上海市公安局多次提醒的形势研判要求未作响应;在现场现有警备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只对警力部署作了调整,没有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一直未向黄浦区政府和市公安局报告,未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增援需求。 失职的“守夜人”:黄浦区委书记、区长等11人被建议处理 跨年夜23时35分,外滩观景平台上的僵持人流发生对冲,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发生。这一导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的惨痛事件,谁该负责? 黄浦区区委常委、分管旅游工作的副区长吴成,黄浦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指挥处处长陈荣霖等人,对事件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分别被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或行政记过处分等处理。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是政府法定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即使是没有组织的活动,作为守夜人,当地政府也必须对安全进行“全方位负责”。记者梳理了2014年十余起特大安全事故发现,300余名地方官员被追责,其中正局级及以上4人。 闪淳昌认为,“对区委书记这样的地方‘一把手’严厉问责,就是因为他身为党委领导统筹考虑不到位。政府作为主导公共场所安全的‘守夜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外滩踩踏不是生产经营活动,也不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因此不能定义为‘事故’。”闪淳昌告诉记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事故通常是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因为违反有关规章、法规或规程而引发。 上海市法制办副主任刘平说,事故和事件的认定,与处理不处理人没有关系,还是要看本身的性质,例如政府有没有作为,是直接的责任、过错还是间接的履行职责不够。 记者获悉,事件发生后,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上海市相关法规,上海先后组织100多人开展调查,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任调查组组长,副市长周波任副组长,同时邀请了国家和上海市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为事件调查进行分析论证。 “为了弄清事实,调查组专门查看了外滩区域36个监控探头拍摄的累计70个小时的视频录像。”调查组成员熊新光介绍,参与调查人员前后超过100人,组内有38人脱产参与调查,查阅了195份政策、法规、会议纪要等相关资料,对51名有关部门领导进行谈话;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问询了96名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包括家属、游客、现场执行民警、工作人员等,确保在事实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 城市的规模越庞大,功能越复杂,它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越多,潜在的危机越大。调查报告指出,领导工作思想麻痹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安全责任落实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 ——消除法律盲点。突发事件应对法已颁布七年之久,而在事件出现时,却出现了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做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等一系列问题。 刘平说,这是一次沉痛的普法教育案例,有关安全的法律规定必须不折不扣“落地”。上海将尽快制订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对公共场所群众自发聚集活动管理,填补无主办单位大型群众活动的管理空白。 “这种没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如何确保安全,我们原来的公共法律法规就不完善,没有明确的责任条款。”闪淳昌说,这方面的法律有缺失,从上海到国家层面都需要改进完善。 ——补齐管理短板。调查报告建议,在梳理风险隐患清单的同时,督促相关经营和管理单位制定应急预案,做到“有组织活动预案,无组织活动也要有预案”。 有受访专家表示,在不少国家,出现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时,预警分级制度作用显著:到达一定级别后,应急指挥官可全权调动非常规资源进行处置,不需要向上汇报。而在我国目前的预警通报系统中,面向公众的预警信息发布制度还不完善,不少危及安全的重要信息难以第一时间有效告知公众。 调查报告明确,要健全“谁主管、谁监测、谁预警、谁发布”的预警管理机制,利用大数据加快构建上海统一的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进一步加强预警信息的沟通。 ——安全教育“补课”。有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真正有自救、互救能力的公民比例不足2%,与一些发达国家70%以上的自救知识普及率差距明显。 上海市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顾定国表示,回顾此前的安全教育,大多是灾难推动型,即某处先发生灾难、造成伤亡后,才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缺乏前瞻性,不少公众存在“和平麻痹”状态。一个国家的抗灾能力应由多层次组成,从政府到社会,到社区、家庭乃至个人,所有力量形成一个稳定的金字塔结构。 调查报告指出,加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常抓不懈,要充分发挥“5·12”防灾减灾日等公共安全宣传活动作用,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安全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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